正直无私，深受陛下的厚遇，他们考核的人员多了，其中岂能没有一两个不当的？但探究其间的情节，并非是二人故意包庇。假如仅仅据此就推翻二人考核的全部结果，那么二人岂能再被委以重任？况且，权万纪一直也参与了考核，为何不及时指出？等他不参与考核后，才开始弹劾，这就是为了激怒陛下，并非为国尽忠。就算查出是真，对朝廷也没有什么好处；如若是假，也会令重臣寒心。臣爱惜的是治国的大道，不敢袒护他们二人。”唐太宗才下令停止追查。
河内人李好德精神不正常，口出狂言，被人告发，贞观五年（公元631年）八月，唐太宗下诏命令有关部门予以追究。大理丞张蕴古上奏：“李好德身患疾病，依法应予免刑。”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道：“张蕴古的籍贯在相州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，肯定是其徇私枉法，未依法处理。”唐太宗听后大怒，遂不假思索就下令将张蕴古斩首，不久，他就又后悔了，下诏：“从今往后，有死罪的，即使我下令当即斩杀的，也要经过三次上报以后，再行刑。”
监督与被监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：监督过分，就有越俎代庖之嫌；监督不力，又形同虚设。权万纪等人的监督，符合唐太宗削弱相权的指导思想，虽然遭到魏征的反对，但唐太宗并没有改变。张蕴古被杀事件后，魏征又劝谏道：“权万纪等人就是一些得志小人，不识治国大体，把揭发当作正直，以进谗为忠诚。陛下您并非不知道他们不足委以重任，只是取其不避权贵，想要警戒群臣罢了，可是，权万纪等人却依仗陛下的信任，包藏祸心，他们弹劾的，均没有罪过。陛下纵然不能推出好的榜样来移风易俗，又为何要亲昵这些奸臣而自毁形象呢！”唐太宗听了，只是沉默不语，赏赐魏征五百匹绢，不了了之。
贞观五年十二月，唐太宗对侍臣们说：“因为死刑很重，朕才命令三次上报，就是为了深思熟虑啊，可是，在实际执行中，有关人员片刻之间就上报了三次，也就失去了设置这一制度的价值。另外，在古代，诛杀犯人，君主要撤去音乐，减少饭菜，我吃饭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常设的乐队，遇到上述情形，我还是会不吃酒肉的，只不过没有明文规定罢了。还有，法官断案时，只能依据法律条文，就算情有可原的，也不敢违法判案，这样下来，判决的案件岂能没有冤枉的？”二日，唐太宗下诏规定：“凡是在京师执行死刑的案件，在行刑前两天之内要向皇帝汇报五次，经过皇帝五次批准才可行刑，由各州处决的犯人，则要经过三次汇报。行刑当天，皇宫主管膳食的不得安排酒肉，内教坊和太常不得演奏音乐，一律由门下省监督。依法当死，但情有可原的，要专门汇报。”于是，有很多罪犯得以免死。五复奏的案件，在行刑前一两日内复奏两次，临刑当天，复奏三次，犯恶逆大罪（谋杀长辈之罪）的只复奏一次。唐太宗对执政大臣们说：“朕经常担心自己会因喜怒而随意进行赏罚，因此才想让你们极力劝谏。你们也要做到能接受别人的劝谏，不要自己想干什么，讨厌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。假如你们自己就不能接受谏言，又怎能劝谏别人呢？”
六是加强文化建设。
据《旧唐书?礼仪志一》称：“太宗皇帝践祚之初，悉兴文教，乃诏中书令房玄龄、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，修改旧礼，定著《吉礼》六十一篇，《宾礼》四篇，《军礼》二十篇，《嘉礼》四十二篇，《凶礼》六篇，《国恤》五篇，总一百三十八篇，分为一百卷。”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下诏命令太常少卿祖孝孙与协律郎张文收一起制定《唐雅乐》。祖孝孙认为南梁、南陈的宫廷音乐多为南方吴楚之音，而北齐、北周的则多北方少数民族曲调，遂兼采二者之长，又融入古代的曲调，制成了八十四调、三十一曲、十二和的《唐雅乐》，六月十一日，唐太宗命令正式演奏，他对音乐的作用不以为然，他听后说：“礼乐不过是圣人根据人性推行教化的一种手段而已，它岂能影响到国家的兴亡？”御史大夫杜淹反对说：“北齐将亡，演奏的是《伴侣曲》，陈国灭亡前，出现了《玉树后庭花》，声音充满了哀怨，路人听到后无不掩面而泣，怎么能说国家的兴亡不在礼乐呢！”唐太宗反驳道：“不对。音乐能让人感动，所以，快乐的人听到后自然会高兴，忧愁的人听到后就会悲伤，是忧是喜全在人自己，不在音乐。将要灭亡的政治，百姓肯定会忧愁困苦，因此听到音乐就会悲伤。如今，这两首曲子都还在，给你演奏演奏，看你还悲伤不？”尚书右丞魏征说：“古人说：‘礼仪礼仪，难道仅仅是指这些玉帛吗？音乐音乐，难道就是说这些钟鼓吗？’礼乐确实在乎人和，不在声音。”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对李世民对礼乐的看法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
李世民让祖孝孙教宫女音乐，效果很差，李世民把他斥责了一顿。温彦博和王珪劝谏道：“祖孝孙是位雅士，陛下却让他去教宫女，又怪罪于他，我们认为不妥。”李世民怒道：“朕把你们当成心腹，你们该尽心竭力侍奉我，反而讨好下级，欺骗上级，替祖孝孙游说吗？”温彦博叩头谢罪，王珪不认错，说道：“陛下要求臣忠诚正直，如今，臣说的岂是私情？这是陛下辜负了臣，并非臣辜负了陛下！”李世民沉默不语，第二天，他对房玄龄说：“从古迄今帝王纳谏确实很难，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珪，至今后悔不已，你们不要因此不敢进言了。”
贞观三年，唐太宗就命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监修国史，他要求：“我见《汉书》中存有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，浮华无用，至于那些上书言事的，只要言辞恳切直爽的，不论我采纳与否，都要载于国史。”
七是平定内部叛乱。
唐太宗即位后，李建成一党、天节将军李艺内心非常不安。一个名叫李五戒的巫师劝说李艺谋反，说：“王爷您的贵气已经发动了！”贞观元年一月十七日，李艺对外谎称接到了密诏，发兵入朝，率军来到豳州（彬县）。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拜谒，李艺遂占据了豳州。李世民下诏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前去讨伐。赵慈皓听说官军将至，遂与统军杨岌密谋杀掉李艺，结果事情败露，李艺把赵慈皓抓了起来。杨岌在城外发现事情不妙，起兵反攻城池，李艺城内部众很快就自行溃散了。李艺丢下妻子儿女，只身北逃，将要投奔突厥，行至乌氏，被手下所杀，人头被送到了长安。李艺的弟弟、利州（）都督李寿也因此被杀。
到了四月，又发生了凉州都督、长乐王李幼良的谋反事件。李幼良是李渊的堂弟，他为人残暴，身边一百余亲信都是些无赖子弟。武德年间，有人曾偷了他的马，他当即下令把那人就杀了，李渊曾怒斥道：“古人赏赐给盗马贼酒肉，终获后报，你却擅自杀戮，怎么没有古人之风！盗贼确实有罪，你擅自杀戮岂不是也不对吗？”派礼部尚书李纲在朝堂之上召集群臣把他痛打了一顿。唐太宗即位后，有人告发李幼良私通外国，阴谋叛乱，唐太宗就派中书令宇文士及取代李幼良担任凉州都督，并且对李幼良立案调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