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唐太宗说：“这一教训过去不久，我们应当牢记在心啊！”一次，唐太宗说：“梁武帝君臣只会清谈，侯景之乱，百官连马都不会骑；梁元帝被北周军队包围，还在讲解《老子》，群臣身穿戎装听讲，教训太深刻了。朕喜欢的只有尧、舜、周公、孔子之道，把这比作是鸟有翅膀、鱼有池水，没有了这些，就死掉了，一刻钟也离不开啊！”
与此同时，唐太宗即位之后，还非常重视探讨为君、为政之道。
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一月三日，唐太宗设宴款待群臣，席间，演奏《秦王破阵乐》，唐太宗说道：“朕昔日受命专门负责军事，民间遂创作了此曲，虽然没有文德的雍容，然而，大业由此奠定，我不敢忘本。”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连忙说：“陛下以神武平定天下，靠文治岂能与之相比？”唐太宗说：“靠武力平定大乱，守住大业则要靠文治，用文用武，全在乎时代不同。你说文不如武，这是不对的。”封德彝忙叩头道歉。闰三月二十日，唐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：“朕从小就喜欢弓箭，自以为已经谙熟了其中的奥妙，前不久，我拿了十几把好弓，给做弓的工匠看，可是，工匠却说：‘这都不是好材料做的。’朕询问原委，工匠回答：‘木料的中心不正，它的纹理就时常倾斜，这种弓虽然有力，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，因此说不是好弓。’朕听后才恍然大悟。朕以武力平定天下，用过的弓实在是太多了，可是，我却仍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，何况我当上皇帝时间很短，明白的治国道理肯定比我对弓箭的知识要少很多，我对弓箭的知识尚且有缺失，更何况是治国的道理呢？”从此以后，唐太宗下诏命令凡是京师的官员只要是五品以上的，都要在中书内省轮流值班，每次召见，唐太宗总要下令赐座，详细询问宫外的情况，了解百姓们的疾苦以及国家政策上的失误。六月二十八日，唐太宗与侍臣们讨论周朝和秦朝国运长短的原因，萧瑀回答：“商纣王是个无道昏君，周武王发兵征讨；周朝没有罪过，而秦始皇却灭掉了六国。虽然二者都得到了天下，但人心所向却并不相同。”唐太宗说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周朝得到天下之后，推行仁政，而秦朝得到天下后却更加推崇诈术和暴力，这是二者国运长短的根本原因。因为，在夺取天下时，还可以采取非常手段，但取得天下之后，就应该推行王道了。”
唐太宗问魏征：“什么样才能称为明君？什么样称为昏君？”魏征回答：“君主之所以能贤明，就在于他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；之所以昏聩，就是因为偏听偏信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古人说过，还需问问割草打柴的。’昔日，尧舜治理天下，住的房屋开了四个门，听取、观察四方的事物，所以才无所不知，像共工、鲧这些人无法蒙蔽，奸佞之人也不能迷惑。秦二世却把自己藏在深宫之中，远离臣民，偏信赵高，结果等到天下崩溃了，他还浑然不觉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各地变民攻城略地，他也毫不知情，所以说，君主能够做到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，那么，朝廷上的贵臣就难以蒙蔽君主了，这样一来，下情也一定能够上达了。”唐太宗非常欣赏魏征说的这些话。他又问黄门侍郎王珪：“近代君臣治理国家，总是不如前代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王珪回答：“前代的帝王治理国家主张清心寡欲，崇尚无为而治，把老百姓们的愿望和想法当成是帝王自己的心思，到了近代，君主想的只是要损害百姓利益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任命的大臣已不再是满腹经纶的儒学大家。汉代的宰相没有一个不是精通经书的，如果朝廷遇到疑难问题，都能够引经据典进行处理，所以，百姓们人人懂得礼仪，国家也随之太平，到了近代，重视武备，轻视儒生，还有以刑罚来治理国家，儒家的行为规范受到损害，淳朴的民风也随之变坏。”唐太宗非常赞同，从此以后，对于通晓儒学又兼具治国的实际才干的官员，往往会得到破格提拔。
唐太宗的文治武功让人印象深刻，但历史上建立如此丰功伟绩的君王也不是没有，唐太宗之所以被人称为君主的楷模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那种孜孜求治的激情、从谏如流、见善思齐的胸襟。每个人都有优缺点，但每个人也都自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、甚至有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几近完美的，自己的存在有存在的理由，因此，谁都愿意听到别人的赞美，增加自我的信心和存在感，当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否定评价时，总会自然而然地感到不舒服，如我等凡夫俗子尚且如此，对于至高无上的君王做到从善如流更是难上加难了。天下事说起来容易，轮到自己亲身去做就难了，因此，不论唐太宗本身是出于什么心态努力做到从谏如流、见善思齐的，但他毕竟做到了这一点，这本身就非常难得。他能做到，大家却做不到，他就可贵，就是榜样。纵观中史上的君王，包括近现代，在虚心纳谏这方面，唐太宗确实是“一人而已”！包括后世曾经评价过他的人也无人能够望其项背。这就是楷模。
沧海横流，文治武功，转眼即逝，唯独唐太宗给后世留下的这种精神财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瑰宝！
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，唐太宗询问萧瑀：“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？”萧瑀回答：“他能够约束自己，遵从礼仪，勤于政务，每次上朝，都忙到天黑，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能与他一起坐谈国事，侍卫们也是轮流吃饭，虽然他不是一个仁爱开明的君主，但也说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了。”但唐太宗却持不同的意见，他说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此人性格明察秋毫，但内心却不开明。内心不明，就会观察不清；太过苛察，就会满腹疑虑。再加上他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夺取的天下，总是担心群臣内心不服，不肯信任百官，事事要亲自决断，虽然费心费力，却未必事事合理。群臣明白他的内心，也都不敢直言，大家只不过是顺从旨意、照章办事而已。我就不是这样。天下如此之大，百姓如此之多，千头万绪，必须要予以变通处理。只有把事务交给群臣研究，由宰相斟酌，考虑稳妥之后，再上报给我决定，下令执行，岂能让皇帝一人日理万机、靠自个决定呢？况且，就算一天决断十件事情，五件不行，处理正确的固然好了，但错误的又该如何？一天天下来，错误堆积如山，国家怎能不灭亡？哪能比得上任用大批贤能之臣，皇帝只需依法监督呢？”遂下令各部门一旦发现政令不妥的，不得只管执行，要尽到臣子们的责任。
说到唐太宗，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他的求谏、纳谏。
唐太宗面容威严，前来觐见的百官在他面前往往会紧张得手足无措，更不要说进谏了。唐太宗意识到以后，每次接见群臣，总是刻意表现得和颜悦色，以期能听到群臣的劝谏，进而了解到朝政的得失。他曾对朝廷重臣们讲：“人要想看清自己，就必须要有一面镜子；君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就必须要靠忠臣。假如君主自认为自己非常圣明，臣下也不敢进谏，要想国家不败亡，能成吗？到头来，君主丧失了自己的国家，而臣子们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家庭。像隋炀帝君臣们就是不远的例子：隋炀帝拒谏饰非，非常残暴，臣下不敢说话，致使他听不到自己的过错，最终走向了灭亡，而虞世基等人也被处死。前事不远，后事之师，你们以后发现对百姓不利的措施，一定要极力劝谏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