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者，就是关于“同坟异穴”。很明显，这也是杨坚生前安排好的；为什么这位老兄要做如此安排呢？答案要追溯到秦汉时期，当时这种风俗是比较流行的，尤其是在皇家之中；可能蕴含着某种对未来的憧憬。隋唐时期，“同坟同穴”（小妾享受不到这种待遇）已经开始流行，杨坚这么做似乎也是在有意模仿旧制，以区别于大众的做法。
关于杨坚的太陵，大家就不要再惦记了，因为已经被盗了很多次了！自古以来，盗墓贼和皇陵设计者之间就展开了斗智斗勇，但除了极少数皇陵之外，绝大多数都没能逃脱厄运。著名的“东陵大盗”孙殿英，更是直接动用军队进行明目张胆的盗墓活动，也算是将盗墓事业推向了顶峰；还好，他盗的是慈禧的墓！据研究称，由于机关众多，死了相当多的人。可见，盗墓这个行当是非常危险的。
时间快速来到了公元605年。
正月初一，皇帝杨广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“大业”，宏图大业之意；此名据说来自《易经》：“盛德大业至矣哉，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”。
接着，册立萧妃为皇后，册立杨昭为皇太子。
属于杨广一个人的时代，来临了！
大业，创立宏图伟业，是要干点大事情的时候了！
为什么要夺取皇位，难道仅仅是为了享乐吗？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份权力带来的快感吗？当然不是，是因为心中那份一直都存在着的远大理想、那份要做秦皇汉武的凌云壮志！
杨广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晋王、4年的太子；这些年来，他谨小慎微、韬光养晦、如履薄冰，甚至干过吹捧大臣的违心之事，过的非常辛苦、过的非常窝心。现在，他终于翻身了，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；心中那些宏伟的蓝图，终于可以全部实现了！
但有一个人的存在，还是让这位皇帝心中略有不安，感到一种隐隐的威胁，这个人就是“眼镜蛇”杨素！不管此人有没有谋反的想法，他的威望都是那么的刺眼、都是那么的让人不舒服。
为了让自己晚上睡的更踏实点，杨广决定给这个可怕的猛人升个品级：尚书令（无实权的虚职）。不久，又封他为太子太师（又是虚职）。这一招就是杨坚曾经用过的“明升暗降”，事实上是间接剥夺了杨素的实权。
接着，杨广任命宇文述为左卫大将军、于仲文（关于此人，后有叙述）为右卫大将军；此二职均为掌管禁卫军的最高将领。此举意味着，这位新皇帝已经牢牢的将禁卫军控制在了自己手里。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，军权始终都是最为重要的，杨广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点；这一连串的行动，足以与当年的杨坚有的一拼！
对于这一切，“眼镜蛇”没有任何反应、也没有任何怨言，全部都默默的承受了！他已经老了，也看明白了许多事情；离开朝廷权力中心，谁又能知道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？
好了，朝廷大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，开始施行那些宏伟蓝图吧！
皇帝杨广干的第一件大业，就是营建东都洛阳。
为什么要营建东都洛阳？不是有京城长安吗？问题就出在这里。
杨广登基时，大隋已经建国23年；经过23年的发展，长安城已非常繁华，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化大都市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现在的纽约。大都市，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“大”，具体表现为人口多、消费量大；据统计，仅城内常住人口就达到了50万，如果算上军队、流动人口和近郊人口，估计有200万之众。这么多人口，消费量是相当惊人的，“吃饭”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而且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杨坚在位时，曾经命宇文恺修建广通渠，通过转运关东地区（原北齐地区）的粮食来缓解京城粮食危机。
不过，杨坚的做法终究是治末不治本，无法彻底解决长安地区的粮食危机，而且关东地区（原北齐地区）的粮食产量也算不上多充裕。杨广做太子时，就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，所以他希望通过营建东都洛阳来彻底根治这一难题。具体思路应该是：人口分流和转运南方粮食。
再者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京城长安的地理位置。大家都知道，长安位于今陕西西安境内，周围有很多天然屏障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。如果仅仅是想割据陕西、甘肃等局部地区，长安绝对是最佳的建都之地；但要是想统治整个华夏，长安的地理位置就明显太“偏”了。这种“偏”的具体表现有两点：一是对于关东地区（原北齐地区）的控制比较弱，二是对于江南地区的控制比较弱。隋朝的精锐军队大多数集中在关中地区，以保卫京城，其它地区的军队数量是非常少的；一旦这些地区发生叛乱，军队的调动就很成问题。
从战略层面上来说，这种“偏”也是非常致命的，因为关东地区和江南地区都有与关中地区（陕甘地区）一战的实力，两次内战和江南叛乱就是明证。另外，江南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已成为常富庶的地区，加强对该地的统治势在必然。
最后，在杨广的内心深处，这个家伙想通过建立一座“新家”来作为自己享乐的场所，就如同杨坚建立仁寿宫。也就是说，营建东都洛阳并不完全是基于国事的考虑，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。给别人当了这么多年奴仆，也是时候犒劳犒劳自己了！
对于前两条，杨广在建造东都的诏书中也有清楚的表述：方便粮食运输，利于控制关东和江南。
但奇怪的是，《资治通鉴》对于营建东都却有着另外一种解释、一种非常迷信的解释。史载如下：
一个叫做章仇太冀的宫廷算命先生认为杨广属‘木’命，而长安是破‘木’的要冲，不可长久居住，需要搬到关东去住；杨广相信这种说法，于是便决定建立东都。
对此，我感到非常纳闷，因为这段记载来自于野史，并非来自正史《隋书》。为什么治学严谨的司马光会采用野史中的说法呢？我个人认为，这应该跟古人的迷信思想有关，纵观《资治通鉴》全书，里边关于“算命术数”的记载非常多，而这些记载中的相当一部分便是来自野史！
当然了，如果野史属实，这一条也完全可以作为杨广营建东都的一大理由，因为杨广本人也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！话又说回来了，在那个年代，你好像也找不到不迷信的人。
而这个叫做章仇太冀的算命先生，也是一位颇具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人物！
章仇太冀，姓章仇，一个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姓。据说其祖上可追溯到秦朝大将章邯，因避战乱和仇家而改姓为章仇氏。盛唐时期有一位封疆大吏也是这个姓，叫做章仇兼琼，不知道二人有没有血缘关系；这个兼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但他向唐玄宗推荐的一个人，却是相当的有名（恶名），此人叫做杨钊，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：杨国忠。
史载太冀七岁就开始上学，每天背诵诗句近千言，被大家惊讶的称呼为“神童”。长大后，这位老兄闲居在家，不求名也不求利，而是专门钻研各类书籍，尤其是佛道两教的东西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他开始研究“算卦之术”，并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算卦先生。
名气出来了，麻烦也跟着来了，因为慕名前来学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位老兄还比较热情，无奈人越来越多，他只好采取了一个迫不得已的解决办法：逃跑。落脚之地是一个叫做五台山的地方！现在的五台山是“国佛教四大名山”之一，但在当时，却是一座非常荒凉的山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座破庙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