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这些高官个个脾气火爆，实在不好惹，如果一不留神得罪这些大爷，自己的乌纱帽怎么丢的都不清楚。所以，这个洛阳北部尉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差事。
他钟情的是洛阳县令。
但命运就是这样，并不是事事皆如人意，朝廷如此安排，你就服从分配吧。
不好干，也得干，而且得好好地干。
服从分配吧。
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先将衙门装修一番，然后做了十多根五色大棒挂在大门口，反复声明禁令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谁胆敢违反，打死再说(有犯禁者，皆棒杀之)！
够狠，但也有不怕狠的。
似乎上天有意要考验一下曹操同志的决心，几个月后，一条大鱼自己撞上门来。
那人是宫廷大红人蹇硕的叔叔，违反宵禁令，深夜独行被逮了个正着。蹇硕是小黄门，东汉的小黄门属于高级宦官，能爬上那个位置，也算是宦官中的成功人士了。小黄门负责在皇帝和后宫之间跑腿，两头讨好，两头吃香，是皇帝的心腹。除此之外，小黄门还有一项让人眼馋的特权：一般都受尚书事，照现在的话说他们除了给皇帝跑腿外还在中央办公厅兼职国务秘书，帮着起草中央文件（皇帝诏书）、处理国家大事，你说，这个位置要紧不？
这个蹇硕，由于在小黄门位置上表现突出，后来还被提拔为西园八校尉之首的上军校尉，连大将军何进也得听他使唤，你说，拉风不？
曹操虽然生长在宦官家庭，却对宦官很不感冒。
管他皇亲国戚还是张三李四，打死再说！
许多人以此为例，认为曹操同志具有依法办事的精神，并推及曹操的理念是依法治国。
其实，这纯属是误解。
要知道，曹操同志差不多算是蛮干了，蹇硕的叔叔违反禁令是不假，但罪不至死啊——即使该同志罪该万死，也不应该被曹操处死。
在一般人眼里，封建社会非常黑暗、非常专制，非常腐朽、非常不讲法律，其实这是不准确的，以汉朝为例，老祖宗的法律包罗万象、浩如烟海，就是许多搞法律的专业人士头大，你说他们讲法制不？
那时候讲究以孝治国，大义灭亲那玩意儿在汉代是没有市场的，不管是民间还是朝廷都是如此，不像现提倡大义灭亲，谁要是举报了自己亲属还能得政府的表扬。那时规定，禁止卑幼控告尊长，卑幼对于尊长的犯罪行为要尽隐瞒的义务。晚辈隐匿前辈、妻子隐匿丈夫都不是犯罪，都不受法律追究，哪怕长辈犯的是死罪；同样，长辈隐匿犯罪的晚辈，丈夫隐匿妻子也不予以追究，这叫亲亲得相首匿。
什么最重要，亲情！
汉末有钱人的日子比较好过的，即使犯罪，向政府捐点款，连牢饭都不用吃，就可以出来了；如果有官爵的人犯法，地方官是不能擅自处置的，必须报由皇帝大人裁决，以便得到减免的优惠，而且他们的子女犯法，也可以照此办理，总之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一人为官，全家光荣，这叫“上请”。而且，就全国来讲，案件的审理判决，中央由御史中丞、廷尉负责；地方州政府案由刺史负责，郡国由太守或国相负责，县级单位来讲，就由县令、县长负责。
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想说明一点，县尉，也就是衙役局长的角色，顶多能抓捕嫌疑犯，要想当兼职法院院长判人家刑是不可能的，要玩刑讯逼供把人打死更是没资格的。
一句话，天朝子民也不是你一个小小警察局长说杀就杀的。
咱们汉朝老祖宗的法律有时比较仁义，法律规定，对犯罪嫌疑人不准搞体罚搞刑讯逼供，当然喽，如果犯罪嫌疑人面对如山铁证，依然理屈词不穷，百般抵赖，那上一点“技术”手段，还是可以的嘛。
即使某人罪行严重，地方上判了死刑，也不能草菅人命，随随便便把他拉出去咔嚓掉，因为老祖宗深谋远虑，早就把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中央了！具体说死刑犯由廷尉或者是皇帝大人最终裁决才能执行。而且如果死刑犯立春后没执行的，就必须让他在监狱里吃好喝好混到立秋后挑个好日子再动手，这就是所谓的秋后问斩。如果运气好一点同志，遇到喜欢经常大赦天下的皇帝（比如汉桓帝刘志），在里面坐几天牢房也就出来了。
曹操虽然有蛮干之嫌，但那时候朝廷次序已经很乱，大家打架斗殴也没认真讲什么章法，也没多少人认真去讲什么依法办事，反正，老子拳头硬把你打趴下就算赢。
而且，曹孟德同志那么干，确实很有效果“京师敛迹，无敢犯者”。
一个好端端的叔叔说没就没了，这个曹操，玩起命来，心可比黑社会还黑啊！
叔叔死于非命，侄儿很生气，要知道那时是宦官当政，得罪宦官的后果往往都非常严重。
考虑到蹇硕同志患上失忆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一个悲剧性的结尾看来是不可避免了。
奇怪的是后果——不严重。
不但不是悲剧，反而有点喜剧，曹孟德同志异地升迁为县令了。
更奇怪的是保荐曹操的竟然是那个死人妖蹇硕！
难道蹇硕同志突然间良心发现、立地成佛了？
不。
蹇硕当然不会怕曹操这个愣头青，一个小小警察局长有什么好怕的？以他的权势，就搞定十个曹愤青也是小菜一碟啊。
他是怕曹操身后耸立的那个高大背影——曹嵩。
曹操是小官，却也是高干子弟，他爷爷曹腾虽然早已驾鹤西去，但曹嵩同志还在朝廷中担任要职，而且这个老滑头在官场里摸爬滚打多年，能量巨大，不可小觑。
政治斗争，其实就是权力的较量，曹孟德是轻量级，不算老几，但他父亲这个老油条却是重量级，实在不可小觑。
暂时放他一马吧。
把他调离京城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于是，奇怪的一幕出现了：宦官竟然不计前嫌地在皇帝大人面前为自己的仇人大唱赞歌：曹孟德同志啊，这个人能耐是很大的，让他当个小小的警察局长那简直是大材小用，以我看来，他至少能当县令的。
亲信宦官举荐贤臣，焉有不听之理？
公元177年，曹操同志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，光荣地就任偏远地方的顿丘（今河南清丰）县令。
这一年，曹操同志23（虚岁）。
是金子，总会闪光的。
曹操在顿丘的表现怎么样，史书上没说，但曹操本人是很自豪的，以至于到了建安十九年（214）七月，当年的小青年已经六十岁（虚岁）了，给其子曹植的一封书信《戒子植》仍然对此恋恋不忘：“吾昔为顿丘令，年二十三，思此时所行，无悔于今。今汝年亦二十三矣，可不勉欤！”
听清楚没有，曹操在告诫23岁的儿子，想当初老子当顿丘令的时候……
曹操原本是带着长期扎根基层的思想准备来上任的，但没想到，这个所谓的长期，期限也太短了，只有一年。
由于这块金子在顿丘县闪了光，公元178年，曹操同志又被征召入朝，当上了最适合愤青们干的工作——议郎。
议郎也就是顾问，是个闲职，平时的工作就是给皇帝参谋一下，吹点牛，发几句不咸不淡的议论，然后下班回家，第二天上班接着吹牛。
当然，如果吹牛吹得好，这也是中转站，只要舍得下功夫，显示一点才艺——拍马屁，领导一高兴，没准儿就给你一个新职位，岂不美哉？
但以曹愤青的性格，过去当个小小的警察局长都要和权贵对着干，要他去阿谀奉承谁的可能性基本为零。
虽然他想努力干出点成就，但这个职位实在太清闲，曹操常常感到自己有劲儿也使不上。而且还没等他放出光和热，他就光荣地下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