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书令温彦博：二月任命；
秘书监参与朝政：魏征；
御史大夫参与朝廷：萧瑀；
吏部尚书参与朝政：戴胄；
兵部尚书参与朝政：侯君集。
到贞观三年年底（《资治通鉴》称是贞观四年三月），一贯善于阴谋的杜如晦在当了不足十个月的宰相后就死掉了，死时年仅四十六岁。唐太宗非常痛心，追赠其为司空，封莱国公，并亲自写下诏书命令虞世南给其撰写碑文。后来，一次唐太宗吃瓜，味道甜美，想到了杜如晦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泫然落泪，派人切下一半送到杜如晦的牌位前祭奠。又赏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银腰带，说道：“昔日杜如晦与你一起辅佐我，如今却只剩下你一个了！”又说：“我听说黄银能避邪。”命把黄银腰带又送到杜如晦的灵堂。杜如晦的儿子杜构继承爵位，他的另一个儿子杜荷娶了唐太宗的第十六女城阳公主，后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被杀。
戴胄，字玄胤，相州安阳（今河安阳市）人。明习法律，熟悉公文制作，隋朝末年担任门下省的录事、给事郎；王世充篡位前，戴胄劝谏，王世充不从；戴胄因此而被调出洛阳，辅佐王世充的侄儿王行本镇守虎牢；李世民击败王行本后，戴胄被任命秦王府士曹参军，唐太宗即位后，戴胄也被任命为大理少卿。
一次，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受召入宫，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了东上阁。时任尚书右仆射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发现，罪该处死，长孙无忌误戴佩刀进宫，罚交二十斤铜，唐太宗竟然听从了。戴胄驳斥道：“校尉没有发现，也是失误。在皇帝面前，臣子的所作所为不得以失误为借口开脱自己的罪责，按照法律规定：‘进奉食物、医药、船只，失误不知道的，也要处死。’陛下如果考虑到长孙无忌的功劳赦免他的话，这不是我们执法部门过问得了的，但如果按照法律规定，仅仅罚铜，这不适当。”于是，唐太宗让群臣再次讨论，但封德彝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，唐太宗又将听从，戴胄又说：“校尉是由于无忌的疏忽而获罪的，处罚应当轻些；假如单说失误，他们两个是一样的，可是二人一生一死，有天壤之别，我以死恳请。”唐太宗受到感动，遂赦免了校尉。当时，朝廷大开选举之门，有人伪造自己的家世，唐太宗下令自首，如果不自首，一旦发现就要处死。不久，就发现一人伪造了身世，戴胄依法判决流放。唐太宗说：“朕下令说不自首的处死，你却判为流放，这是向天下人表面我们朝廷说话不算数，你是想徇私枉法吗？”戴胄回答：“陛下如果当时就杀了此人，那我也是没有办法的，既然您已经把他交给了司法部门，臣不敢枉法裁判。”唐太宗又说：“你守你的法，难道要让我失信吗？”戴胄回答：“法律，是国家向全天下人展示的最大的信义，陛下的言语，则是凭借一时的好恶而说出的。陛下一时愤怒决定要杀掉此人，继而又觉得不妥而将其送交司法部门审判，这是陛下忍下小小的愤怒而给天下存着最大的信义啊！如果陛下顺着自己的性子而违背了信义，臣真的替陛下惋惜啊！”唐太宗只好说：“处罚有误，你却能够纠正，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！”
贞观二年，尚书左仆射萧瑀被免官，封德彝又死了，唐太宗还觉得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没到走上前台的时候，尚书省没有了最高长官，唐太宗对戴胄说：“尚书省是中央的核心机关，一旦有什么失误，天下肯定要受到连累，如今，我是把你当作尚书令和尚书仆射一般重用的，一定不要让我失望了。”戴胄能力很强，人们都评价武德年来称职的尚书左丞，只有戴胄一人。戴胄还兼任谏议大夫，与魏征二人隔日值班。贞观三年，他又被晋升为民部尚书，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。原来，尚书右仆射杜如晦专门负责人事工作，杜如晦临死前请求把人事工作交给戴胄，唐太宗遂下诏命其兼任吏部尚书，其民部尚书、太子左庶子、谏议大夫不变。戴胄虽然办事能力很强，但却没有多大的学问，主管吏部之后，在选拔人才方面注重懂实务的人才，而轻视那些文学之士，因此受到了士大夫们的批评。到了贞观四年，他被罢免了吏部尚书一职，以本官参与朝政，不久又进爵为郡公。
侯君集，豳州三水（今陕西旬邑县）人。他为人善于伪装，喜欢吹嘘，他练过射箭，虽然水平不高，却自诩武勇。李世民当秦王时，把他引入幕府，历任左虞侯、车骑将军，封全椒县子。逐渐受到李世民的信任，进入核心层。在玄武门之变中，他出的注意最多。唐太宗即位后，被拜为右卫大将军。贞观四年，晋升为兵部尚书，参议朝政。
贞观五年：
尚书左仆射房玄龄；
尚书右仆射李靖；
侍中王珪；
中书令温彦博；
秘书监参与朝政魏征；
吏部尚书参与朝政戴胄；
兵部尚书参与朝政侯君集。
房玄龄、魏征和温彦博曾犯了小错，御史大夫萧瑀弹劾，但唐太宗并没有予以追究，因此，萧瑀深感不安，遂被罢免了御史大夫一职，改任为太子少傅，不再参与朝政。
茌平人马周，字宾王。马周从小是个孤儿，非常贫困，但却酷爱读书，尤其精通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，他行为放荡不羁，不为当地人看重。武德年间，马周在博州担任助教，每天总是喝得酩酊大醉，不把讲课放在心上，刺史达奚恕屡加斥责，马周拂袖而去，来到曹州、汴州，又受到了浚仪令崔贤的羞辱，遂西到长安。马周行至新丰，住在客栈内，客栈主人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只照顾前来入住的商人们，马周遂要了一斗八升酒，独自一人悠然喝着，给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；马周来到长安后，就住在中郎将常何（把手玄武门的那位）的家中。
贞观五年（《资治通鉴》称是贞观三年），唐太宗下令百官都要上书指出朝廷的得失，常何是员武将，没有什么学识，马周出身下层，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他就替常何写了奏表，提出二十多条意见建议。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表后，对常何刮目相看，相问之下，常何如实回答：“这不是臣的能耐，是臣的门客马周起草的。此人每次与臣交谈，未尝不显示一片忠孝之心。”唐太宗当即下令召马周进宫。其间，派出四拨使者到常何家中催促，等与马周交谈之后，唐太宗不禁大喜，当即命其在门下省值班。
我们把唐太宗即位后五年集中在一起来考察，在唐太宗执政这最初的五年里，他满怀着治理好天下的雄心壮志和一腔强烈的忧患意识，除了认真总结前代的兴亡的经验教训、深入探讨为君之道、虚心听取意见建议、着力选拔重用人才、规范人才举荐制度之外，他与贞观初期的核心领导层一起还做了以下几件事情，为贞观之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做好了人才、物质、制度、外部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储备，主要有：一是关心民生民瘼。二是完善中央体制。三是强化地方控制。四是建立选官制度。五是关注法制建设。六是加强文化建设。七是平定内部叛乱。八是清除外部威胁。
首先是关心民生民瘼。贞观元年，关东大旱，唐太宗下诏当地政府开仓赈济灾民，并免除了灾区百姓当年的税赋。唐太宗对侍臣们说：“昔日大禹凿山治水，百姓没有怨言，是因为与民同利；秦始皇修建宫室，而百姓怨恨叛乱，是因为损害他人、自己享乐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