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威这个家伙刚刚升官，就做了一件相当不地道的事情。
当时，隋朝的音律（音乐）之事一直没有专人来管，苏威就奏请他的儿子苏夔（“葵”音）来管理此事。这个小伙子本身并不精通音律，所以搞出来的乐器很不咋地，但他老爹是国务院副总理，所以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但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，这个人叫做万宝常，他的职位是乐工。在如今，搞音乐的人那是社会的宠儿，赚大把的钱、泡n多的妞，但在古代，搞音乐的人是被人鄙视的，属于社会的底层人员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不会从事这个行当的。
万宝常的童年非常不幸，在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因为政治原因被杀，而他也因为政治原因被发配为乐户（一生一世只能做乐工，自己的孩子也只能做乐工）。但是，这样的工作并没有打磨掉这个年轻人的上进心，他不仅喜欢上了这个工作，而且还把它当作了自己的一项事业。经过自己的虚心向学和潜心研究，他已经熟练掌握了乐理和音律，而且对制作乐器也非常在行。
正因为对音律如此精通，所以当他看到苏夔制作的那些乐器时，便马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。虽然他的意见准确而中肯，但却全被苏威给压了下去，其他人也随声附和。就这样，苏威以自己的权力压制了不同意见、尝到了权力带来的好处，他似乎从这件事情中得到了快感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而万宝常只能无奈的“保留”了自己的意见；不过，他没有消沉，而是发奋写出了一部《乐谱》六十四卷，并提出了著名的“八十四调论”。此后，他一直生活在苏威和苏夔等人的压制中，毕生才学无所展，最后凄凉的死去。但是，他的贡献却在唐朝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光大，被后人成为“隋代大音乐家”。
接下来该封赏“大隋双璧”了！
这两位老兄一回到长安，就吵得不可开交，为了一个有点丢人的原因：争功。
贺若弼认为自己功劳最大，他的理由很充分：“臣在蒋山死战，破其锐卒，擒其骁将，震扬威武，遂平陈国。韩擒虎略不交阵，岂臣之比！”而韩擒虎也针锋相对、毫不相让，他同样有自己的理由：“臣以轻骑五百，兵不血刃，直取金陵，降任忠，执陈叔宝，据其府库，倾其巢穴。贺若弼至夕，方扣北掖门，臣启关而纳之。斯乃救罪不暇，安得与臣相比！”
就这样，两个人大吵大闹，一直闹到了杨坚那里。杨坚一看两个人的架势，知道谁都得罪不起，就干脆卖了个乖：“二将俱合上勋。”于是，封他们两个人为上柱国（武官中的最高职，名誉性质）。后来，韩擒虎纵容士兵淫乱陈宫的事情被人告发，遭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，幸亏有杨坚保着，才最终不了了之；看来，功劳大就是有面子啊。
杨坚是当事人，他可以和稀泥，但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做了。那就让咱们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两个人的功劳吧。
论打仗和谋略，贺若弼当然超过了韩擒虎；用计过长江、城下决战，绝对是名将风范。但是，放到整个战争中来考察，韩擒虎的功劳又超过了贺若弼；直取巢穴，活捉陈叔宝，这是打蛇打七寸、擒贼先擒王，直接就击中了敌人的要害，影响的是整个战争的进程。
所以，我们可以下结论：韩擒虎功劳要高于贺若弼。其实，两个人各有千秋，都为平陈之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根本没有必要去争。而两个人的这种斤斤计较的妇人心态，反而成为历史上一段笑柄，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这两个人非常搞笑，自己的事情刚闹完，就又去嘲笑别人了，尤其是韩擒虎。他们嘲笑的这个人就是周罗睺。
水军统帅杨素去中央做纳言了，那就要重新选一名水军将领，杨坚把目光投向了周罗睺。这位原南陈水军主帅很感意外，随即做出了表态：“臣受南陈厚待，本朝沦亡却没有什么节操可言；现在得到宽大免死，已经是陛下的恩赐了，还敢奢望什么富贵？”不过，这终究只是做做姿态，没多久他就接受了任命，成为大隋的水军统帅。
韩擒虎嘲笑他说：“不知道随机应变，要是早点投降，官位会更高。”
周罗睺也不甘示弱，反唇相讥道：“从前在江南经常听到对您的美好评价，称颂您是大义之士。现在听到您说的话，真使我感到失望。”“阎罗王”碰了一鼻子灰，灰溜溜的离开了。
话又说回来，大家也不要过多苛责贺若弼与韩擒虎这两位活宝，毕竟人都是有缺点的嘛。事实上，褪去身上的光环，他们与我们普通人离得更近，也更有亲切感。我总有一种模糊的感觉：高颎是一个神，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。
但还有一个人，估计大家都快要把他给忘记了。这个人就是已经好久没有露面、隋初三叉戟之一的李德林。这位堪比萧何的猛人，在平陈之役中毫无作为，不是他不想作为，而是杨坚没有给他机会。“一山不容二虎”，高颎和李德林都乃人中之龙，都是世间少有的奇人。但是，两个人却多少有一些互相嫉妒，虽然不是特别明显。
苏威进入中央决策层后，分了高颎部分权力。但是，这个家伙不是书呆子，他看出了高颎和杨坚的那种铁哥们关系，于是非常识时务的站在了高颎一边，只要高颎和李德林发生分歧，一般都会支持高颎。同时，高颎也尽力支持苏威，与这个自己推荐上来的同僚结成了统一战线，共同对付李德林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就是江湖。一代猛人高颎和李德林也未能免俗。不过，他们都是正人君子，并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，一般都是以大局为重，很少发生正面冲突。但是，一场“修改法律”风波，将三个人的裂痕推到了历史前台。
由于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太快，所以留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法律。隋朝刚建国时，曾经大力修订过法律，但总归还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苏威看到了这一问题所在，于是就向杨坚提出修改法律。这是为国家着想，是无可厚非的，但这个家伙太急于表现，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，而是发现一处修改一处。李德林看到了这样做的弊端，认为修改法律是严肃的事情，哪有如此频繁的道理，于是坚决反对苏威的做法。
很显然，李德林的意见是正确的。法律确实不能随便改，而且不能频繁的改。但高颎却极力支持苏威，不仅如此，还在杨坚面前诋毁李德林，说他固执己见、不可理喻。杨坚本来就对李德林有些不满（“力荐事件”：力荐杨坚不要诛杀宇文家族），经高颎这么一挑拨，就更加不满了。
李德林也是个直心眼的人，非要坚持己见，对杨坚说道：“政令不一、朝成暮毁，深非帝王设法之义。如果非要那么做，必致天下纷乱。”这不是把我比喻成王莽吗？杨坚听了后非常气愤，差点当场大骂。从此之后，对李德林更加疏远，基本上不再听从他的意见。就这样，李德林被高颎和苏威架空了。
“隋初三叉戟”由原先的相对平衡，逐渐演化为高颎一支独大。平陈之役也就自然没李德林的份儿了。
后来，李德林和杨坚的关系越来越差。而李德林也不注意改善君臣关系，多次在朝廷上和杨坚对着干。最后，被杨坚赶出了中央，到地方上任职去了，官职为省长。他的位子空出来了，另一个猛人立马就填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