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吐蕃现在已经不能让李治放心睡觉了，他准备召集侍臣商议一下对策。大臣一下分成了三派，三派各有一项主张。第一种，和亲，两国相安无事；第二种，严加防备，等休养够了一举出击；第三种，现在就直接杀他个措手不及。三种主张各有利弊，详细到每一个分部，还要讨论各自策略，于是，三派相持不下，商量了一整天，竟然没人能下得了结论。
李治的意思，天这么晚了，都先别回家，在我这儿吃完饭再走。
……（省略吃饭辩论一千字）
结论很明确：暂时还不能下结论。
【太学生的论文】
如何对待吐蕃已经荣升为国家战略，上至天皇天后，下至坊间茶馆儿，都在苦苦思考吐蕃的未来。当然，一般来讲，学生是最慷慨激昂的群体，变法、上书言事、讨伐奸佞、集会请愿，学生是先头，最容易出风头，也最容易掉头，可一旦成功，便会名垂史册。学生根本不在乎会不会名垂史册，他们是真担心，天天为国家的命运担忧。
我来回踱步，苦苦思索帝国的未来。
太学生魏元忠，男，时年不知道多少岁，据某推算，他只比娄师德小两三岁（娄师德公元630年生人，这一年是公元678年）。有人问，这家伙怎么这么搓，都四十多岁了还好意思当太学生？诸位大概知道，“青春做赋，皓首穷经”一句，并不是瞎写出来的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魏元忠就差不多是了，如果不是这件事，估计他到老白头也不会有出头之日。
他不是普通的学生，他把满身的青春献给了太学，却并没把自己最具魅力的中年老男人的时光献给书本儿。从年轻时候到中年，他没干过一件漂亮事儿，他所有的漂亮都发挥在了自己的风流倜傥上了，没心思举荐贤才，所以很难得到提拔。风流惯了却一直怀揣梦想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做出改变，天翻地覆的改变。
是时候了，魏元忠心想。皇帝让所有人都想想，有意见或建议就上书，来者不拒。他拿出文房四宝，写了一篇讨论防御吐蕃的策略，挥洒完毕后，递交给了李治。我本想将全文弄出一套翻译版的来，但考虑到实在太长，所以只能精简节约，浓缩出魏元忠学长的一片苦心。其文如下：
一，治国需要文武并用，文应该懂经略，武应该懂机谋。我国文官光会造句，武将光会打架，这不是闹着玩儿嘛！（理国之要，在文与武。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，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知方略，是皆何益于理乱哉！）
二，我国选拔人才，别老是选官二代，他们都很庸俗，不是人才，是蠢材，当不了大任。试看李左车、陈汤、吕蒙、孟观等古代名人，都是穷人家里出来的，我可没听说过他们祖上有当过将军的。（今朝廷用人，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，彼皆庸人，岂足当阃外之任！……李左车、陈汤、吕蒙、孟观，皆出贫贱而立殊功，未闻其家代为将也。）
三，我国的赏罚也很变态，军国大事，要赏有功的，罚有罪的，就算尧舜禹在场也得这么办。我国走的是有特色的赏罚道路，明明规定好了该怎么赏，可人家有功你装不知道，有罪你眼珠子锃亮，你感觉老百姓是好骗的么？（近日征伐，虚有赏格而无事实。……黔首虽微，不可欺罔。）
四，（这一条最雷人）苏定方征辽东，李绩破平壤，赏罚就没落实，官位到现在还没靠谱。没听说斩过一个台郎，杀过一个令史，以儆效尤，纪念死去的同胞。大非川大败那次，薛仁贵、郭待封等人该死二百回，如果早把薛仁贵杀了，今天我看还有没有将军敢轻易失利！
五，出师最重要的就是马，除了11路（走路）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。臣认为，我国应该放弃禁止百姓养马的规定，让老百姓都可以养马；前方一有战斗，就让州县的官吏加价购买，成为官马。胡人本就是马背上的，如果我们也有好马了，他们还有什么优势？
李治看罢，掩卷沉思，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犀利的评论了！于是召见魏元忠，让他直接到中书省上班儿，仗内供奉（在皇帝身边儿负责琴棋书画诗酒花之类的某一项陪玩儿）。这是李治无意间做的一件大功德，这个魏元忠，会在未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李治到底还是没带兵打过仗，门路不熟的人在军队的治理上，难免会出现不知该听谁的好的情况。
仪凤三年（公元678年）初，天皇天后曾决定改明年年号为“通乾”，但经过一年的折腾，他们认为这个词儿不淡定。根据某浅薄但又吓人的知识，“河以通乾，出天苞；洛以流坤，吐地符”，这句话充分证明，通乾的意思是，洛河有通天大道，通天大道宽又阔。如今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个词为啥不好。
原因很简单，我们的读音变了。
譬如，zh、ch、sh前面的u，在古代某地的发音都是i，那么，你读“蜀绣”，就会发出“屎臭”的读音。所以，“猪”，也可以称为“彘”；“小猪猪”，极有可能读作“小治治”。好了，废话不多扯，现在，摆在李治面前有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。“通乾”二字，经过这一年的熏陶，的确有点儿不好了。
“通”，唐朝关中口音，读作“ten”（你没看错，就是类似于英文的ten）；
“乾”，唐朝关中口音，读作“晴”（将“穷”和“晴”混浊，便是这个读音）。
所以，跟我用唐朝口音大声朗读一遍——“ten晴”，好，自己再拉长音仔细斟酌，你会发现，这个词和“天穷”的读音是一样一样的。于是，史书浓重地记载了两笔。第一笔出现在仪凤三年初，泾州一家百姓生出一对连体婴儿，心口窝长到了一起，大家认为这和通乾有点儿关系；第二笔就出现在现在，百姓都收到了通知，说明年开始用通乾号，大家一口一个天穷，一口一个玩儿完，给天皇很大的压力。
十二月，诏停来年通乾之号，以反语不善故也。
最终，他俩选定了另一个好词当做来年的年号。这说明天皇天后没事儿换年号的传统到现在还没改，而且未来不知道还会折腾出什么年号来。调露元年（公元679年）的春天很快就来了，调和，然后有甘露，带着这种美好的希冀，李治带着天后，又跑东都去了。几天后，右仆射戴至德薨。
李治很真诚地哭了一场，拿出戴至德的谏书，感叹道，以后，再也没有人直言劝谏了！戴至德写的奏章，能找出来的就有满满一大筐，李治览物思情，边流泪边看。戴至德的死，属于老死，对李治是个不小的打击。但到了二月，吐蕃竟遭遇了比唐朝更大的打击，李治明显感觉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！
全国上下，懂些经略的人都在苦苦思索着对付吐蕃的策略。二月，有一条消息让李治感到惊喜：吐蕃的赞普死了。让他倍感惊喜的是，继承赞普位的，竟然是个八岁的孩子，名曰“器弩悉弄”。大概你也知道了，此时的吐蕃军政大权并不在赞普手中，而是在大将军论钦陵手中。
论钦陵这个人比较特别，他很有心机，也很有手段。在他手里，不仅握有兵权，连器弩悉弄那六岁的弟弟都在他军中。吐蕃朝野人人知晓论钦陵的厉害，纷纷表示器弩悉弄不成器，他弟弟还行。论钦陵不用多想便知道这群人想要干什么，无非是把器弩悉弄的弟弟扣在军中，让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。